1950 年 6 月，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，毛主席提出 “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争取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”。同一年，他还说过 “三年五年恢复、十年八年发展”。
不过，到了 1951 年 2 月，当时正处于援外战争的情况下，毛主席把时间改成 “三年准备，十年建设”。为啥短短几个月就改了说法呢？其实是因为那时候工作进展顺利，用三年完成经济恢复任务有把握，不用再留那么长时间了。这其实也能说明，毛主席认可财政工作做得不错，从这也可以看出陈云提出的财经工作方针，确实很有价值。
再往前看，1949 年 3 月 20 日，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。那么，谁来当主任呢？早在 2 月七届二中全会前，周恩来推荐了陈云，中央和毛主席也同意了。
周恩来着急让陈云来北平主持工作，于是在 4 月 10 日、4 月 30 日、5 月 5 日、5 月 7 日，连着发了 4 封电报催他。那时候陈云在东北工作，已经总结出一套管用的 “沈阳经验”。
1948 年初冬，陈云接到任务，担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，负责接管沈阳。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，也是工商业中心，和鞍山、本溪、抚顺这些城市一起，组成了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区。以前共产党从来没管过这么大的城市，这是头一遭。
那么，怎么接管沈阳呢？陈云觉得，先把舆论工作做好最重要。他在上海生活过，知道城里人爱读报。所以他马上安排人写 “安民布告”，还提前准备了好几期宣传稿件。
1948 年 11 月 2 日下午 3 点，国民党守军最后一个团投降，沈阳解放。仅仅过了半小时，陈云就带着军管会进了沈阳城。那时候的沈阳，情况很不好。城里到处都是土匪特务和流氓，时不时还有枪声，社会秩序乱糟糟的。
面对这样的局面，陈云考虑实际情况，将军管会临时办公地点定在了沈阳的大和旅馆。因为城里停电，当天晚上，大家只能点着蜡烛开始工作。
进城第二天，陈云把工作人员都叫到一起开会。会上，陈云说：“咱们接管工作就按‘各按系统，自上而下，原封不动，先接后分’这个方针来。沈阳是咱们党接收的第一座大城市，一定要把它管好，不能让打完仗的城市变成一座死城。”
随后，陈云着手解决五个大问题。
第一个问题，就是要赶紧恢复沈阳的电力供应。陈云后来回忆说：“城市没了电，电灯不亮，电话打不通，自来水也供不上，电车、火车都开不了，城市就瘫痪了，秩序也维持不住。” 所以军管会一进城，就把 “资委会东北电力局” 接管了。11 月 4 日，抚顺的电送到了沈阳，市内大部分地方的照明用电都恢复了。
解决完电力问题，第二个问题是金融和物价。陈云进城后先观察了四天，看到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从 1 元跌到东北币 150 元，陈云马上让军管会挂牌，用 1:100 的比价收兑金圆券，收兑时间是一个星期。这么一来，金圆券就慢慢流向了关内。为了稳定物价，陈云又让军管会把附近城市的物价公布出来，还发布了物资收购价格，让做生意的心里有个数。
最后，第三个问题是旧警察处理。沈阳刚接收的时候，有 4500 名旧警察。陈云说：“旧警察的枪必须收上来，以后肯定得彻底改造他们。但在大城市里，暂时让他们不带枪干活，还是很有必要的。”
解放战争时期，城市管理是个大问题。陈云发现城市里的人都有看报的习惯，看宣传材料的时候，都会逐字逐句地读。于是，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就提出要把报纸办好，通过报纸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，还有共产党的政策，这样就能稳住人心。
当时，沈阳、抚顺、本溪这些地方，加起来大概有 15 万公立学校的老师和职工。工资问题处理不好，大家的心就安定不下来。可是工资的事太复杂，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完全解决好。所以，陈云进沈阳城才 5 天，就决定先给大家发 10 万元的生活维持费，差不多能买 40 斤粮食。这样一来，大伙的生活暂时有了保障，也有利于东北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。
没想到，才过了不到一个月，原本被战争破坏得不成样子的沈阳，居然慢慢恢复正常了。陈云把在沈阳工作的经验写成报告，毛主席、朱德、周恩来他们看了之后，都觉得这个经验特别好，值得其他地方学习。
1949 年 3 月，解放区越来越多，为了把各地的财政经济统一管起来，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做准备，中央决定成立 “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”。5 月 14 日，陈云从沈阳赶到北平，负责组建中财委。
到了北平，陈云马上开始干两件大事：找合适的人来工作，再找个办公的地方。
找干部的时候，陈云有自己的想法。他常说：“只要这人有本事，就可以用，单靠一个人，啥大事也干不成。” 中财委是在原来中央财经工作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，因此一开始，华北地区来的干部比较多。不过陈云不局限于此，他还从各个解放区调人，专门找那些懂经济的党外人士，像章乃器、沈志远，都被他招到了中财委。
中财委刚开始在东交民巷办公，后来人越来越多，地方不够用了，只能重新找地方。找来找去，最后在朝阳门内大街发现了一座老房子，这房子以前是清朝道光皇帝第九个儿子住的，大家都叫它 “九爷府”。房子很破旧，但陈云觉得没关系，能住人、能办公就行。就这样，中财委搬到了 “九爷府”，开始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忙活起来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经济建设任务艰巨，中财委经过筹备组建完成。1949 年 7 月 12 日，陈云主持召开会议。会上，陈云简单介绍自己：“我叫陈云，身体不太好，一个月能感冒两次。” 随后，他宣布了中财委的领导安排，自己当主任，薄一波当副主任。中财委设有六局一处，下面管着 13 个处、行、署、部、会这些部门，负责处理国家经济方面的工作。
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前，陈云和中财委就提前考虑到很多事情，做了准备。毕竟打仗不只是军队在战场上拼杀，国家的整体实力也特别重要。新中国刚成立，各方面还没发展起来，最后能打赢抗美援朝战争，是全国各个地方、各个行业一起努力的结果，这里面陈云和中财委出了很大的力。
1950 年 6 月 25 日，朝鲜战争突然爆发。美国马上说要帮南朝鲜，还把海军第七舰队派到台湾海峡，就是不想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。美国这种侵犯中国领土和朝鲜的行为，让中国老百姓特别生气。
朝鲜战争一爆发，陈云马上关注金融和物价问题。于是，他带着中财委很快发了《关于稳定金融物价的指示》。这个指示就是针对可能发生的抢购东西、哄抬物价、转移资金这些情况，提出了解决办法：“要大量抛售物资，狠狠打击那些投机倒把的人，把可能出现的金融物价动荡压下去，稳住物价。”
后来事情发展得就像陈云想的那样，国内真有人开始抢购东西，市场上物价也有了波动。不过由于中财委提前做了安排，所以这次物价没怎么涨起来。7 月 11 日，陈云在中财委的会上说：“杜鲁门发表声明以后，金融和物价有点变化，特别是进口货和咱们缺的那些物资。但因为我们提前做了布置，控制住了主要物资，所以物价没出现大波动。”
1950 年 9 月 28 日，美军占领汉城，朝鲜半岛局势危急。10 月 1 日和 3 日，金日成两次向中国发出出兵支援的请求。中央在讨论是否出兵时，一个重要问题摆在面前：如果战争打起来，国内各项工作该怎么重新安排？
当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，陈云马上开始思考和解决国家经济面临的新问题。陈云认为，新中国已经是领导着 4 亿多人口的大国，和以前打天下的时候不一样了，考虑问题得从全国的角度出发，做事得有个原则，就是 “局部服从全体，目前服从长远”。
对于战争形势，陈云做了分析，认为主要有三种情况，其中一种是敌人在我国沿海登陆，把战争扩大到国内。但他考虑到，当时战争主要在国外打，国内的社会生活和经济运行，没必要像抗日战争时期那样，全部转入战时状态。所以，他觉得可以把战争主要在国外进行，对国内影响相对小的情况，作为经济工作的基本考虑。要是情况比这好，那当然更好；要是战争扩大了，应对办法也差不多，只是程度不同。
到了 1950 年 11 月 15 日，中财委召开财经会议。在会上，陈云正式提出 “国防第一、稳定市场第二、经济建设第三” 的财经工作方针。这个方针不是说为了战争什么都不管了，而是在保障战争需要的同时，也兼顾市场和经济建设，这样的安排很合理。
说到怎么合理用钱，陈云强调，花钱要有主次，不是顾了这个就不管那个。在当时，得先保证抗美援朝的需要，钱要先给、多给、急着给战争用。经济建设的钱，可以往后放一放，少用一点。他还说：“财政支出一定要分清楚主次，不能想着什么都照顾到。什么都想照顾，最后什么都干不成。我们得集中钱，用在主要的地方，解决主要问题，这和打仗是一个道理。”
建国初期，国家原本计划用三到五年恢复生产，然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。当时预计将军费占比从 43% 降到 30%，把剩下 70% 的资金投入到经济建设、文化教育、医疗卫生和改善老百姓生活上。不过，后来情况发生变化，这个计划只能彻底改变。
按照 “国防第一” 的方针，三年里，国家在朝鲜战场花了 62 亿元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政府还通过贷款、订货的方式，向苏联等国家购买武器装备，又花了 31 亿元。战争期间，中国一共消耗了 560 万吨各种物资。
前面说的这些军费开支，还算在预料之中。但实际上，接下来的情况，完全是没想到的。朝鲜因为战争，城市和乡村都被破坏得很严重，想在当地筹集物资特别困难。所以，志愿军出国打仗，物资供应只能靠国内。
有记录显示，在 1950 年 10 月 11 日到 25 日这两个星期，就往前方运送了 9200 多吨弹药、5300 多桶油料、825 万公斤粮食、25 万公斤油盐，还有 155 万公斤各种干菜、106 万公斤马料。这还只是志愿军正式打仗之前送的物资，等到真正打起仗来，需要的物资只会更多。
另外，在投资安排上，国家增加了军工建设的投入。一方面把一些原来的兵工厂搬迁、改造、扩建，另一方面，还把东北几个民用工厂改成了坦克修理厂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陈云仔细考虑后，向中央提议暂时冻结大大小小公家的存款，先不着急收购农产品。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中央同意。但陈云也明白，这只是短时间稳定物价和金融的办法，不能一直这么做。
陈云琢磨了很久，最后觉得，要想真正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物资需要，就得想办法多挣钱、少花钱。于是，他想出了 “挤牛奶” 和 “削萝卜” 两个办法。“挤牛奶”，就是适当增加农业税，对酒和卷烟用纸实行专卖，开征契税，提高一些产品的货物税和进出口税。这么做下来，能增加几十亿斤小米价值的财政收入。“削萝卜”，就是削减文教卫生、公用事业的费用，减少文化建设方面的投资，通过这些办法节省开支。
在朝鲜战争时期，陈云除了负责国内经济工作，保障志愿军后勤也是他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1951 年冬天，彭德怀派洪学智回北京汇报志愿军在前线的情况。洪学智先向毛主席、周总理汇报，第二天又来到陈云这里。两人一谈就是两个半小时，陈云听得特别认真，不停地问志愿军后勤供应和后方交通的各种问题。最后，陈云对洪学智说：“你们在前线能解决的问题就自己解决，解决不了的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，别耽误了后方准备。” 后来，洪学智就在中财委帮着陈云做后勤工作。抗美援朝刚开始那会，志愿军日子特别不好过，没粮食吃，也没菜吃，啥物资都缺。国内没办法给前线送新鲜蔬菜，于是，他们就想办法，从全国各地收集、购买辣椒面送到朝鲜。
当时，志愿军口粮主要是粗粮，细粮特别少。陈云知道这样下去不行，战士们身体会垮，影响战斗力。因此，他马上给东北负责的人发电报，说：“赶紧先调关外的细粮支援前线。”
到了 1951 年底，经过志愿军拼命作战，朝鲜战场局势稳定下来，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对峙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咱们国内财政经济一直没乱，还发展得挺好。周恩来后来说起这段时间的财政工作，感慨地说：“收税的部门没几个，花钱的地方却数不清。陈云同志管财政经济，真是费了不少心思。”
1953 年 8 月 6 日，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，陈云说：“现在朝鲜战争结束了，我这心里的大石头也算落了地。过去三年天天提心吊胆，毕竟没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事了。” 在陈云领导下，中财委制定了 “国防第一、稳定市场第二、经济建设第三” 的方针。靠着这个方针，国家在打仗的时候，经济还能稳稳当当地发展。“边打、边稳、边建”，这对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，确实是了不起的成绩。
